对不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约为6200座，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数是中国的5.4倍。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数据，2016年我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为42.6万篇，比我国统计的SCI论文数量高出近10.2万篇，而美国学者同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为40.9万篇。
进入专题： 中美综合国力差距 。30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比我国多343人 截至2017年，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共861人，其中美国为345人，我国大陆仅2人，数量仅为美国的0.58%。12博物馆和图书馆：美国是我国的5.4倍 资料显示，美国现有16700座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达到16968座，平均不到1.8万人就有一座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3建交国家：美国比我国多19个 2017年世界上除朝鲜、伊朗、不丹、苏丹和索马里等5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与美国建交，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71个，与美国建交的国家比中国多19个。4人均收入：美国是我国的15倍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实际增长7.3%，其中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6.5%和7.3%，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镇居民。
9人均医疗支出：美国是我国的22倍 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我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远低于美国，2016年为425.6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达到9535.9美元，是我国的22倍。37人均教育经费：美国是我国的8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教育经费支出为36129.2亿元，人口约13.75亿，以此为基数计算得我国政府人均教育支出2627.5元，按2015年平均汇率6.2元兑1美元计，折合约423.8美元，而同年美国人均教育经费约为3200美元，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中国的8倍。本文也对概括的特征化事实进行拓展，由此入手提出通过改革获得新增长动力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家在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分别实际检验了上述假说，从而证明人口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例如，1978年国有经济雇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78.3%，如果加上集体经济雇员，两种公有制经济的就业比重高达99.8%。破除阻碍这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首先来看这些经验对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涵义。
在1980年代，乡镇企业仍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1992年以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非公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吸纳大规模的跨地区迁移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在统计上的表现，就是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一直存在一个缺口，2017年前者为58.5%，后者为42.4%。由此出发，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下列问题从而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这个时期独有的人口机会窗口。
中国特色城市化则是把改革、发展和分享融为同一过程，把潜在增长率转化为经济发展奇迹的实践载体。（二）流动的目标：从横向为主的流动到横向流动引致的纵向流动 在城乡劳动力市场日益发育成熟的条件下，农民工已经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流动，总体方向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从农村进入各级城市。第二，外出农民工的子女要么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要么随迁成为流动儿童，获得义务教育的机会和质量都不足，容易导致代际职业固化从而社会分层固化。如果从这一步改革与后来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来看，可以得出更重要的事实：激励改善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农村以外地区转移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个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却不能为负有改革成本直接支付责任的地方政府排他地获得，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进改革问题上的激励不相容。中国也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上。
在那个时代，这仍然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鉴于由户籍制度改革获得的潜在收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公平正义提高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这项改革具有全国层面公共品的性质。
（二）改革历史瞬间之二：邓小平南方之行系列讲话 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国的决策层就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来称作经济特区）。随着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些经验应该按照其内在的逻辑予以更新，以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的转变。进而，这一激励机制的改善及其刺激农业增长的显著效果显现出来之后，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这一改革的核心更是赋予了农户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改革是为了改变抑制发展的激励机制，以及消除阻碍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而这些制度性障碍则集中表现在对退出、流动和进入的阻碍上。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触到谷底，此后转向加速提高。第三，如何加快改革步伐。
（三）进入的身份：从作为劳动者的进入到作为居民的进入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关键，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群体开启进入城市部门和社会的大门。随着下岗职工在获得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同时新成长劳动力也需通过自主择业，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逐渐形成。
最彻底的家庭承包制是包干到户，即按照每户人口和劳动力数量把集体土地分到户，承包合同规定必须完成的农业税、统购数量和集体提留，这之外增加的产量完全归农户所有并自由支配。这些讲话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也是邓小平的一贯要求：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加快，发展是硬道理。
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以市民身份进入城市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创新性地安排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形成激励相容。从城市化率指标来看，中国要达到自己所处收入组别——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5%的平均水平，尚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接下来，我们围绕这些方面概括中国特色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改革过程）的三个特征化事实。如果把户籍制度看作由内核与外围两个部分组成的话，事实上，这项改革一直在外围上得到积极推进。因为这个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进入还不是充分的，而且是一系列其他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制度依据。不仅如此，不能恰当地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导致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需求视角，而忽略供给视角，至少从两个方面造成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和错判。
最后，随着1990年代初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就业也就不再遭遇有形的障碍。赫希曼所讲的退出，重点在于强调当事人对于组织不满所采取的一种行动选择。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一方面有赖于这个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流动从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因此，三农政策应该更加聚焦于生产方式本身，政府的各项投入应以扩大土地规模为导向。根据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若干年后，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发展效果如何，产生了哪些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992年1月17日，年届88岁、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邓小平登上南行的列车，开始了他为期逾一个月的南方之行。本文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比较优势，是因为与比较优势这个概念相比，必要条件从概念上讲内涵上更丰富，外延上更周延。
经济发展是由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构成的，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是生产率，而生产率的核心是配置效率，结构变化更是直接以库兹涅茨过程为内涵。作为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是一整套社会政策的综合结果，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若要进一步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劳动力，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打破制约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瓶颈制约，突破口便是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第二，如何评判改革成败得失。
在任何存在过人口红利的经济体中，这一发展条件都终将随时间变化而式微乃至消失。而从实践上讲，必要条件只需从供给侧因素考虑即可，无需考虑贸易的因素，因而是具体可把握的。
一些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研究，或者无视这一增长的必要条件，降低了自身对于中国经济长达40年高速增长的解释力，或者干脆否认存在这样的必要条件，致使尽管一次次判断失误，却还乐此不疲继续唱衰中国经济。同时认识到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以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说才是符合科学的，使我们能够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对未来做出准确展望，并揭示出相关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实 从过去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选取的上述三个历史事件，分别代表着改革如何解除劳动力退出、流动和进入的体制障碍。政府法规的实施目标和内涵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的变化，标志着劳动力从退出和流动到进入的制度环境的重大突破。
发布评论